第六章 谋攻定局 （61）地图将军

    第六章谋攻定局（61）地图将军


    这次史迪威在密支那总共待了四天。


    四天里，他像一台被强行启动的老旧发动机，继续在泥泞和雨水中超负荷运转。到各战地了解情况听取更多意见。


    他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走过88团的射击场阵地前沿，那里还残留着b-29轰炸后的焦黑弹坑，空气中弥漫着硝磺和尸臭混合的刺鼻气味。他蹲在战壕里，与中国士兵一起吃压缩饼干，听他们用他听不懂的中国方言咒骂这该死的天气和更该死的敌人；他爬进劫掠者的掩体，看着亨特用铅笔在地图上勾画日军的地下坑道网络，那些线条像迷宫一样复杂，让史迪威想起小时候在农场看到的蚁穴剖面图；他甚至去了野战医院，在雨棚下站了十分钟，看着护士们用盐水清洗伤员的溃烂伤口，听着那些压抑不住的**和惨叫，一言不发，只是摘下了钢盔，任由雨水打在他稀疏的灰白头发上。


    战事不顺能理解，毕竟雨季、疾病、日军的顽固、补给的中断，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像一道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联军的每一步推进。真正让他生气的是，柏特诺居然从来没有去到前线走访过！


    史迪威在视察的第二天就发现，这位前线总指挥对前线的认知，全部来自那张铺在弹药箱上的地图，以及美方联络官带回来的、经过层层过滤的报告。那些联络官大多是年轻的中尉，坐在吉普车里匆匆往返于指挥所和前线之间，带回的不是血与火的真相，而是经过粉饰的、安全的数字。


    柏特诺则解释说他以为长官要他一直留在总部——“史迪威将军，我以为您的意思是要我坐镇指挥，统筹全局，所以……“他的声音在史迪威如探照灯一般聚焦但又冰冷的注视下越来越小，像一根被戳破的气球，最后只剩下嗫嚅。所以一切指挥行动都是依据美方联络官回来报告的、不那么确实的情况来制定——那些“不那么确实“的情况，将日军的地下坑道描述为“已被摧毁“，将泥泞的道路描述为“可以通行“，将疲惫不堪的部队描述为“士气尚可“。柏特诺坐在指挥所的地图前，用红蓝铅笔勾画着进攻箭头，像一位在棋盘上移动棋子的玩家，却从不去看棋盘上真实的血肉。


    史迪威大失所望。那种失望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近乎冰冷的悲哀，像一位父亲发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原来是个懦夫。像柏特诺这样的无脑指挥能有效才怪——没有前线的嗅觉，没有士兵的体感，没有对死亡和泥泞的直观认知，所有的“指挥“都不过是纸上谈兵，是隔着玻璃观察火灾，是戴着白手套解剖尸体。被中国人甚至自己人抵制不足为奇——胡素的愤怒、亨特的蔑视、潘裕昆的沉默，这一切都有了解释。便对指挥体系又做了调整。虽然清楚柏特诺问题更多，他决定再给老部下一次机会，那种“再给一次机会“不是仁慈，而是政治上的权衡，是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者之前的权宜之计。


    把胡素明升为新1军副军长，解除其兵权避免再跟柏特诺闹矛盾——那道命令像一把温柔的刀，表面是晋升，实质是架空。胡素接到命令时，那张清癯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像一张被漂洗过度的纸。他站在史迪威面前，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他的背影在雨幕中显得瘦削而孤独，像一位被剥夺了战场的将军。让孙立人把新38师副师长唐守治调来接替指挥新30师——唐守治是个四十来岁的湖南人，黄埔五期毕业，以稳健和果断著称，是孙立人麾下的得力干将。史迪威希望他的到来，能给陷入困境的中北阵地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原本他还打算继续在密支那待下去，看看如何对付日本人牢固的防御工事。那些地下坑道、那些钢铁堡垒、那些像老鼠一样顽强的日军，像一根根刺，扎在他的战略版图上，让他寝食难安。他甚至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计划：调来更多的工兵，采用坑道对坑道的战术，用*****和炸药包一寸一寸地啃下日军的阵地。但中国战区传来横山勇已攻陷长沙的急电打乱他安排。那封电报是在凌晨三点送达的，通信兵的脚步声在佛塔的走廊上急促地回响，像催命的鼓点。史迪威从行军床上坐起，接过电报，借着马灯昏黄的光亮阅读。他的脸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灰败的色泽，像一尊被风化了的石雕。


    这第四次长沙之战简直是河南战事的翻版，豫中会战的惨败还历历在目，三十七个师在日军装甲部队的闪电突击下土崩瓦解，像沙堡被潮水冲垮。过去三次在长沙都没讨到便宜吃过大亏的日本人，竟只用四天时间就轻易破城。四天，史迪威盯着那个数字，感到一阵眩晕。


    第一次长沙会战打了近一个月，第二次打了半个月，第三次也打了近一周，而这一次，仅仅四天。长沙守军敷衍抵抗很快便弃城逃跑——不是战略转移，不是有序撤退，而是溃败，是望风而逃，是将整座城市和城中数十万百姓拱手相让。摆在岳麓山阵地上美国援助的新式重炮与五万余发炮弹来不及销毁，全都直接送给了日本人——那些m1918式155毫米榴弹炮，那些从驼峰航线上用生命运来的炮弹，如今被日军调转炮口，将成为屠杀中国人的利器。简直匪夷所思，史迪威将电报捏成一团，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那不是战败，那是背叛，是对盟友的背叛，是对那些死在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们的背叛。


    史迪威收起电报叫来杨孟东。杨孟东是他的副官，一个精明干练的华裔军官，此刻正站在门口，脸上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焦虑。准备尽快返回。


    密支那的僵局虽然棘手，但长沙的陷落像一记重锤，将整个中国战区的危机砸到了他的面前。长沙这么快陷落，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意料之外的是崩溃的速度，快得像一座被蛀空的堤坝，在洪水中瞬间坍塌。足见在日本人的强势进逼下，现在国民党军各部都只想着如何保存实力，谁也不愿去主动抗敌。那种“保存实力“不是战略，是自私，是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作个人政治筹码的冷血算计。


    重庆参谋处来电还报告他，这种时局如此风气下，国府官员们只知道忙于使用各种手段强取豪夺抓紧中饱私囊——征粮、征兵、征税，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腐败，像一台巨大的、永不餍足的吸血机器。虚弱不堪的国统区经济民生持续恶化，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百姓食不果腹，卖儿鬻女，而官员们却在舞厅和宴会上挥霍着从美国援助中克扣下来的财富。国民政府内部与地方各派系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打着自己的算盘——桂系、滇系、川系，以及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军阀和政客，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在蒋介石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周围游弋。人心分裂涣散到极点，那“涣散“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骨髓的，是整个统治根基的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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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威意识到摊牌时刻恐怕得提前了。那个在他心中酝酿了数年的计划：获得中国战区的真实而不是名义上的指挥权，改革军队，清除腐败，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原本他还在等待最佳的时机，等待蒋介石被逼入绝境，不得不低头。但现在，长沙的陷落像一根***，点燃了整个中国战区的危机，也迫使他必须加快步伐。更加坚定心中那个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谋划，他明白，那个谋划是危险的，是政治上的豪赌，是可能身败名裂的冒险，但他别无选择。一再提醒自己不是为了谋权。他在心中默念，像一位在念诵经文的僧侣，试图说服自己，也试图说服冥冥中的审判者。他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替美利坚合众国整合中国全部的军事力量去赢得对日战争，并拯救这个已经内忧外患、命悬一线的国度。那个“拯救“是真诚的，至少在他自己的认知中是如此，像一位外科医生坚信自己手中的手术刀是为了切除肿瘤，即使病人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回到沙杜渣后，史迪威对整个缅甸战局进行了梳理。他坐在指挥部那张堆满地图和电报的木桌前，煤油灯在墙上投下他瘦长的、摇曳的影子，像一位在黑暗中舞蹈的幽灵。廖耀湘那边已攻下加迈。那个消息像一缕微弱的阳光，穿透了厚重的阴霾。新22师在孟拱河谷的血战中，终于将加迈这颗钉子拔下，等于打掉18师团一条臂膀。田中新一的部队被切成数段，像一条被斩断的巨蟒，在丛林中痛苦地挣扎。便安排伦泰恩的钦迪特从南面配合孙立人部加强进攻孟拱——那些英国远程渗透部队虽然让他头疼，但此刻是唯一能牵制日军南翼的力量。待拿下这块要地就可集中精力对付远比意想中顽固的密支那——孟拱是钥匙，密支那是锁，只有打开了孟拱这把锁，才能集中精力去撬动密支那扇顽固的门。


    而这柏特诺实在令人失望。史迪威前脚离开密支那，后脚日本人就抽调隐藏在地下的炮兵火力掩护发动了一次反攻。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击，日军从地下坑道中涌出，像一群被激怒的黄蜂，向着联军刚刚占领的阵地猛扑。致使已得阵地丢失——那些用鲜血换来的几十米纵深，在一夜之间重新回到了日本人手中。柏特诺不顾客观情况和中方军官合理建议，轻率强令部队进攻抢夺阵地。唐守治刚刚接任，还没来得及熟悉部队和地形，就被柏特诺逼着发起反攻。结果中了日军圈套伤亡惨重，部队被诱入预设的雷区和交叉火力网，像一群被赶入屠宰场的牲畜。前线士气更加低落。士兵们不是怕死，而是怕这种毫无意义的、被当作炮灰的死亡。


    史迪威想起就感到非常头疼，那种疼痛从太阳穴蔓延到整个颅腔，像有人用钳子在挤压他的大脑。


    柏特诺较之梅里尔没有实战经验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梅里尔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至少敢亲临前线，至少懂得倾听亨特这样的老兵的意见。甚至不敢身临前线，只靠联络官和一张地图指挥作战的方式已经成了大家的笑话。在指挥所里，参谋们私下称柏特诺为“地图将军“，说他连战壕和排水沟都分不清。表现比麦卡蒙还差。麦卡蒙至少还有勇气，至少还敢与中国将领争吵，而柏特诺只剩下懦弱和推诿。看来他只适合做参谋不能带兵，那种“适合“是一种残酷的宣判，像一位医生宣布病人终身残疾。又得考虑临阵换将了。这是史迪威最不愿做的决定，临阵换将意味着承认自己的用人失误，意味着向蒙巴顿和蒋介石暴露前线的混乱。


    而被他刻意安排到锡兰东南亚战区总部的梅里尔传来消息，蒙巴顿正在向马歇尔试探，打算将他调离东南亚战区或者赶回中国去，让更易相处的魏德迈或者索尔登接替他职务。那个消息像一根刺，扎在史迪威的心头。梅里尔在锡兰的日子并不好过，被蒙巴顿当作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中美合作的政治花瓶，远离了他热爱的战场和士兵。史迪威心里早就猜到蒙巴顿会这么干。那位勋爵从未掩饰过对他的厌恶，从未放弃过将他从东南亚排挤出去的企图。如果真这样安排倒是等于彻底解脱，那种“解脱“带着一种苦涩的讽刺，像一位被驱逐的房客反而庆幸不必再支付房租。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起初是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英国的殖民遗产，美国的战略优先。但史迪威越来越看不惯蒙巴顿的做派以及英国人事事都要优先的方式。蒙巴顿在康提的豪华司令部里，坐着专车四处巡视，身边永远跟着摄影记者和漂亮的副官，而他史迪威却在密支那的泥水中跋涉，在沙杜渣的陋室里啃压缩饼干。以他的个性，彼此互不相容是迟早的事。那种“不相容“不是误会，不是可以调解的分歧，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碰撞，是理想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永恒战争。


    史迪威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片被雨雾笼罩的孟拱河谷。远处的丛林在雨中呈现出一种深不见底的墨绿色，像一张巨大的、等待吞噬一切的嘴。他的胃又在痛了，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疼痛，像习惯了战争的残酷，习惯了政治的肮脏，习惯了那些无法言说的孤独和失望。他知道，无论蒙巴顿如何算计，无论蒋介石如何抵抗，无论柏特诺如何无能，他都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退路，没有暂停，只有前进，或者被碾碎。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被碾碎之前，完成那个他坚信能够拯救一切、却也可能毁灭一切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