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一瓶酒的回响

    第一批张裕葡萄酒运抵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那天，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899年冬，下着小雨。


    深绿色的玻璃瓶，软木塞封口，瓶身上贴着一张简单的手写标签——白色底，黑色字，写着“张裕酿酒公司·烟台“以及年份和品种。没有花哨的图案，没有华丽的辞藻，干干净净的一行字，像一份正在等待被打开的履历。


    雨水把木箱上的“张裕酿酒公司“几个字洇得微微发涨，墨迹顺着木纹渗开，像一截刚写好的毛笔字被不小心打翻的茶盏濡湿了。老汤亲自押着货，一路上在船舱里给木箱盖了油布，可码头上搬货的工人不懂这些，几箱酒在跳板上磕了一下，木角裂了缝，淡淡的酒香从缝隙里渗出来，混着雨水的潮气和黄浦江的泥腥气。


    “轻点！轻点！“老汤在雨里急得直跺脚，“这里头装的不是酱油！“


    围观的人比买酒的人多。十六铺码头附近几家南货店的老板探头看了一眼——玻璃瓶，深色酒液，木塞封口，标签上印着中文和洋文两行字——然后摇摇头，转身走了。一个穿绸衫的中年人凑近了看了一会儿，问老汤：“这是什么酒？洋酒？“老汤还没来得及答话，旁边一个戴瓜皮帽的年轻人插嘴：“洋酒？洋酒不都是法国德国来的？中国也能酿洋酒？“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


    那个雨天的下午，老汤在十六铺码头支了一张桌子、挂了一面布幌，上面写着“张裕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卖了整整一个下午，开了三瓶试饮，散出去几十张传单，最后只卖出去四瓶。买主还是看在老汤一脸诚恳的份上才掏的钱。


    那天晚上老汤在客栈里给烟台写了封信，信只有一行字：“掌柜的，上海人不认。“


    天津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张振勋亲自去了天津。他在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的劝业场租了一个临街的小铺面，摆了货架，架上只放一种东西——张裕葡萄酒。他自己每天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袍马褂站在铺子门口，不吆喝，不拉客，就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只品酒杯。有人经过停下来看，他就开口用那人讲的话招呼——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马来语，他都能来几句。路过的洋商本来只是好奇“这个穿长袍的华人在卖什么“，走近了听见他用自己家乡话打招呼，脚步就顿住了。


    “先生，这是烟台产的葡萄酒。“张振勋从架上取下一瓶，用英语说，“去年秋酿的，陈了六个月。您可以先尝后买。“


    一个德国商人停在了铺子门口。那人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眼镜，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雪茄。他上下打量了张振勋一番，又看了看货架上的酒瓶，嘴角弯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我见过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的玩味。“先生，“他用德语说，“您会说德语？“


    “在莱茵高跟一位德国朋友学的。“张振勋也用德语回他，语气不卑不亢，“施密特。您可能不认识。“


    那德国人的眼神变了一下——施密特在莱茵高的葡萄圈子里不算无名之辈。他把雪茄换到左手，伸出了右手。“我是德商祥泰洋行的克劳斯。先生，这酒——能尝吗？“


    张振勋给他倒了小半杯“克劳斯先生请，我姓张”克劳斯接过去，没有急着喝，先对着光看了看色，又晃了晃杯闻了闻香，然后含了一口在嘴里，慢慢咽下去。他放下杯，沉默了几秒钟，表情从玩味变成认真，从认真变成一种微妙的、不太愿意承认的意外。


    “张先生，“他说，“您的酒不错。可您的口才更好。“


    张振勋笑了一下，把酒瓶拿起来，在手里转了半圈，让贴标上的字正对着克劳斯。“克劳斯先生，“他说，“我的酒比我的口才更好。您刚才只是试了小半杯。如果愿意的话，这整瓶我送您，您回去慢慢尝。尝完了觉得不好，您来退给我；觉得好——您替我在天津德国人圈子里传一句就行。“


    克劳斯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酒，没付钱。第二天下午他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面用德文写了一句话：“昨晚喝了半瓶。比我在青岛喝过的某些德国酒好。克劳斯。“


    张振勋把那张字条贴在铺面的墙上。来的洋商看见了，半信半疑地问：“这人是谁？““德商祥泰洋行的克劳斯先生，在天津做了二十年生意。他的话您信不信？“对方看了看克劳斯签了名的那句话，犹豫了一下，也拿起了一瓶。


    可铺子的生意还是不够。洋商们肯试，可掏钱的时候总是犹豫——一瓶中国酒卖这么贵？跟进口的法国酒差不多了。本土的富商则更直接：“我不喝洋酒。不习惯。““可这是中国酿的。““那也不是中国味儿。“


    张振勋坐在铺子里，看着那面墙上孤零零贴着的三张试饮反馈条——一张德文，一张英文，一张中文（中文那张还是个意大利传教士写的）。他心里盘算着：上海、天津两个口岸，一个月下来卖出不到一百瓶。仓库里还压着三千多瓶，正从烟台一船一船地往这边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些还在酒窖里安安静静陈酿的酒液，就要变成压在货架上年复一年落灰的积货了。


    “老汤，“他说，“不卖了。“


    “啊？“


    “铺子留着，酒先不卖了。换一种卖法——送。“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春天，一批贴着“张裕酿酒公司“红标木箱的酒被分头送了出去。送的方向有三条：一路北上，送进北京城，送给各国驻华公使馆；一路留在天津，送给直隶总督府和各国领事馆；一路经天津转上海，送给江南制造局的盛宣怀和上海道台衙门。


    每只木箱里装十二瓶酒，其中有两瓶是张裕新酿的“白兰地”，还附一封张振勋亲笔信。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措辞因人而异，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这是中国烟台产的葡萄酒。您若觉得好，请告诉我；您若觉得不好，酒不用退，瓶不用还，只说一句不好，我就知道该停手了。“


    一个月后，第一批回音从北京传回来了。


    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在公使馆里开了一瓶。据随从说，毕盛先生那天晚上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面前一只酒杯、一瓶被开了塞的酒、一张写着“张裕“二字的标签。第二天他给张振勋写了一封简短的回函，用的是法文，措辞克制，可最后一句落了重音：


    “这酒，可与波尔多中级庄比肩。恭喜你，张先生。“


    张振勋拿到那封信的时候正在烟台的工坊里看新一批的发酵记录。老汤从天津专程送来的，信封上盖着北京法国公使馆的朱红火漆。他拆开看了一眼，没读完就合上了，放在桌上，继续看他的发酵记录。老汤在旁边等了半天，忍不住问：“掌柜的，信上写什么了？“


    张振勋头也没抬，把那封信推过来：“你自己看。“


    老汤凑上去看了半天，法文他看不懂，只认得最后一行中间有几个字母拼起来像是“波尔多“的发音。张振勋这才把笔放下，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四月的烟台，东山坡上的葡萄藤刚刚抽了新芽，嫩绿色的卷须在春风里微微摇着。他站在窗前，把信贴在胸口放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才说了一句：“印。把这句印在海报上。用法文和中文一起印。再写一行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鉴评。印一千张，上海贴、天津贴、北京贴。贴在洋人最常去的地方——码头、饭店、俱乐部、领事馆门口。“


    于是那一年的夏天，上海外滩的英租界、天津法租界的海河边、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附近，忽然出现了一张印刷精良的中法双语海报。淡黄色厚纸，上面画着烟台东山葡萄园的照片和“张裕“二字的隶书标识，中间最大的字号印着一行字：


    “此酒可与波尔多中级庄比肩。——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鉴评“


    海报贴出去的头三天，有人夜里去撕，撕完了第二天又贴上。贴到第七天的时候，撕的人不见了，围观的人多了起来。一个穿西装的华人站在海报前面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了附近一家西餐厅；过了一会儿，一个外国领事馆的随从也站住看了半天，掏出怀表记下了什么。


    上海的租界区里有人开始打听：“张裕？没听过。是哪个酒庄的？““烟台。中国山东烟台。““中国？中国也有葡萄酒？““有。法国公使说的，跟波尔多中级庄差不多。““波尔多中级庄？那得尝尝。“


    第一批送出去的酒在外面转了一圈，有的进了宴席，有的进了私人酒窖，有的至今还躺在某座公使馆的地下室里。可那些散布出去的、印在海报上的、被人转述的、在酒桌上传开的话，像一阵风从海上吹过来，吹进了那些原本紧锁的窗户缝里。风不大，可它带了种子。


    六月里，张振勋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函——法国公使馆要举办一场正式的品鉴晚宴，请张裕作为特约酒款出席。


    老汤把信念了三遍，抬头的时候眼圈有些发红。“掌柜的，法国人请我们去……在他们的宴席上，喝我们的酒……“


    张振勋正在系领带。他从巴达维亚带来的那套黑色燕尾服已经旧了，袖口的银扣子褪了色，领结也有些发灰，可他还是穿上了，对着镜子整理好袖口，回过头来看了老汤一眼。“走吧。别让人等。“


    北京法国公使馆的宴会厅比巴达维亚那间小一些，可布置得更精致——法式水晶灯、银质烛台、雕花护墙板、落地窗外是初夏的庭院，紫藤花正开着，一串一串垂下来，隔着玻璃也能闻到隐约的香气。厅里坐了四十多位客人，洋人占了大半，也有几位穿官服的清廷官员和华商代表，坐在角落的位置上，端着茶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


    张振勋走进厅里的时候，有人认出了他——那个在南洋买下荷兰船务公司的华人，那个在天津用德语卖酒的怪人。几道目光从不同方向聚过来，落在他身上，他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没有躲闪，也没有刻意去接，只是安安静静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把面前的餐巾展开，铺在膝上。


    毕盛先生作为主人，在开席前站起来致了简短的开场辞。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朝张振勋的方向微微侧了一下身，用法语说了一句话，然后自己翻译成英语又重复了一遍：“今晚有一款特别的酒。它不是来自波尔多，不是来自勃艮第，不是来自莱茵高——它来自中国烟台。请诸位放下偏见，只用味蕾来判断。“


    侍者开始倒酒了。深红色的酒液从贴着“张裕“标签的瓶子里倾入水晶杯，发出轻细的、绵密的声响。那声音在宴会厅的谈笑声中几乎听不见，可在张振勋耳朵里，那声音比什么都响——它穿透了六年来的每一个清晨和深夜，从烟台东郊那片荒坡上的第一镐头，到七米深酒窖里拱顶合拢的回声，到那次深夜独自落泪的失态，到此刻在北京法国公使馆的水晶灯下，被一个法国公使举杯向满堂宾客推荐出来。


    他端起酒杯。杯壁薄而光滑，贴着掌心，酒液的温度透过玻璃传上来，是一种微凉而均匀的触感。他低头看着杯中的酒，深石榴红色，边缘微微泛着一丝浅褐，在烛光里像一小片被凝住的晚霞。他没有急着喝，先端起来闻了一下——黑醋栗、干花、一丝烟叶和皮革的气息，干净而沉稳。然后他含了一小口，让它在舌面上慢慢铺开，单宁柔和而不绵软，酸度明朗而不尖利，收尾处有一点矿物感的清冽，像是烟台海边那些被海风吹了千年的石灰岩，在酒里留下了一小粒被溶解了的回声。


    他放下杯，轻轻呼出一口气。


    从那天在法国领事馆的水晶灯下说出“将来我要带着中国葡萄酒来这里“，到今天在另一座法国公使馆的水晶灯下喝着自家酿的酒，中间隔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觉得那口气呼出去的时候，带着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所有重量。那口气呼出去了，胸口就空了，空了之后又有新的东西填进来——不是沉重的东西，是另一种，更轻、更暖和的东西。那东西像是从杯底慢慢升上来的，带着暗红色的光，顺着食道和血管缓缓地走，最后停在了他胸腔正中的那个位置，安安静静地待着，不走了。


    毕盛先生端着一杯酒走过来，在张振勋旁边站住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张振勋杯中的酒液，又看了看张振勋的脸，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张先生，多年前的那个宴会，有人说中国没有好酒。现在，你让那些人改口了。“他举了举杯，“敬你的土地。“


    张振勋站起来，端起自己的酒杯，跟毕盛先生轻轻碰了一下。两只水晶杯碰撞时发出极轻极脆的一声响，像一枚极小的铃铛在极远的地方摇了摇。


    “敬那些把根扎下去了的藤。“他说。


    两人同时饮尽了杯中的酒。宴会厅里的喧闹声在周围继续着，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这短短的一幕。可张振勋知道，从这一刻起，那扇曾经紧紧关着的、贴着“中国无好酒“标签的门，已经被他推开了一道缝。缝还不够宽，可光已经透进来了。


    那天夜里回到客栈，张振勋没有睡。


    他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瓶还没有开封的张裕葡萄酒，两只空酒杯，一盏油灯。灯芯刚剪过，火苗正旺，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白墙上，拉得很长。他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又给对面的位置倒了一指深的酒，把那只杯子放在桌子对面，搁在自己目光的正前方。


    他端起自己那杯，轻轻举了一下，像在跟什么人碰杯。


    “阿爸，“他对着那只空杯子轻声说，“阿妈。你们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种的葡萄，我酿的酒。洋人说了，不比他们的差。“


    他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下。对面的那杯酒安安静静地待着，在油灯光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把那只杯子端了起来，微微晃了晃，又放下了。他没有替对面的人喝掉那杯酒——他想留着，留到什么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等到他回大埔老家那天，也许等到他带着这瓶酒跪在祖坟前面那天，也许就只是留到油灯燃尽、夜色深透、他再想得起下一句话要说什么的时候。


    他把那杯酒留在桌子上，自己靠在椅背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旧客栈常见的木梁，被多年的烟火和潮气熏成一种不均匀的深褐色。他看着那些木纹，觉得它们像一幅被画了太多年的地图——有的纹路像波尔多的山坡，有的像莱茵河的河谷，有的像烟台东海岸那些被海风吹歪了的松树。所有他去过的地方，所有他蹲下来摸过土的山坡，此刻都聚在这一间小小的客栈房间里，被一盏油灯和两杯酒浓缩成了一张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地图。


    他闭上眼的时候，嘴角是微微弯着的。


    张裕在上海和天津的销量开始抬头了。不是爆发式的，是那种慢慢的、像春水涨过河滩一样的抬头。每个月比上个月多卖几十瓶，再下个月又多卖几十瓶。那些买酒的人里，有好奇的中国人、有检验的洋人、有回头客、也有想看看“到底多好“的旁观者。


    张振勋在上海的陈列室里，自己站台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他穿着长袍马褂，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瓶酒，给来来往往的客人倒一小杯。他用荷兰语跟荷兰商人聊，用英语跟英国商人聊，用法语跟法国商人聊——三种语言的切换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炫耀，在他这里只是一种习惯。他在南洋学会了这些，知道怎么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知道怎么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